人物简介
出生于郑州东大街魏家胡同。家庭出身城市贫民。从小就在街上挎着篮子卖香烟补贴家用。就读于郑州东大街关岳庙小学(一座破庙改成的免费平民小学,即现在的创新街小学),受到年轻女教师蔡芸芝(入选过中国初中语文课本的散文《我的老师》的女主人公)的熏陶和影响,得到了文学启蒙,从此喜爱上了文学创作。小学毕业后,升入郑州的简易乡村师范。不久,父母先后去世,魏巍作为孤儿被本家伯母收养。
抗战爆发后,在纱厂做工养活全家的二哥失业、作家魏巍魏巍本人失学。而在郑州“民众教育馆”里结识的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后脱离革命的黄正甫,建议魏巍去延安上抗大。拿着黄正甫写的推荐信,魏巍带着家里给的15元钱与老师给的3元钱,乘火车到西安,找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但吃了闭门羹,原因是他没有共产党地下组织出具的介绍信。魏巍看到八路军办事处门旁墙上贴着八路军第115师军政干部学校在蒲县招生的广告,又向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打听了一下这个学校和抗大的区别,得到的回答是差不多。赶到蒲县时发现115师军政干部学校已经转移到临汾赵城县马牧村。再赶到临汾时,遇到阎锡山二战区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正在招生,魏巍当时就知道这是阎锡山在和共产党争夺青年。继续徒步走到赵城马牧村找到了115师军政干校投考。入学时把名字从“魏鸿杰”改为“魏巍”。入学一个月后,115师军政干校并入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再一个月于1938年初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转到延安编进抗大,魏巍编入抗大三期政治队学习。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2月,作为八路军记者团的成员,来到晋察冀边区,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编辑科当干事,编辑《抗敌副刊》(后改为《抗敌三日刊》)。1939年5月初,日军对北岳抗日根据地实行大“扫荡”,晋察冀军区机关转移反扫荡,机关干部疏散分别深入到战斗部队加强基层力量,魏巍被分到骨干老红军部队出身的第一军分区第一团第一营当文化干事,直接参加了雁宿崖战斗和黄土岭战斗,并从事诗歌创作,开始使用笔名“红杨树”,其意为杨树是歌唱的树,红色代表革命,“红杨树”就是为革命而歌唱。
后调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政治部任通讯干事。作家魏巍45年815日本投降后任冀中七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教育科长,经历了整个华北解放战争与平津战役。北平解放后,被任命为华北野战军骑兵第六师第十六骑兵团政委,率部进军陕西、宁夏,参加到解放大西北和剿匪斗争。
1950年5月,从宁夏奉调回京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学校教育科副科长。12月,第一次赴朝调查了解美军战俘的情况,随后留在了战地采访部队。
1951年3月,从朝鲜回国调任《解放军文艺》副主编。4月11日,《谁是最可爱的人》在《人民日报》头版底栏发表,立即在全国以及朝鲜战场的志愿军内部产生极其强烈的反响,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士气,推动了国内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热情。“最可爱的人”就成为志愿军、解放军的代名词。毛泽东读后批示“印发全军”。这篇文章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成为教材,至今已近六十年。
从1950年到1958年,魏巍三次赴朝。在志愿军撤离朝鲜的时候,他写了《依依惜别的深情》等文章。这些朝鲜通讯后来结集出版为《谁是最可爱的人》一书。
1953年,魏巍开始为表现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东方》做准备,开始专职创作,并到铁道部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以党支部副书记的身份深入生活。
1957年魏巍参加编写《华北解放战争史》;1961年受领任务编写《邓中夏传》。1965年越南战争升级后,周恩来派出中国作家访越代表团,由巴金任团长,魏巍任副团长,从中越边境友谊关一直深入到北纬十七度线,采访战争中的越南社会军民。魏巍写下了《人民战争花最红》一系列的越南战地通讯。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魏巍受到了冲击,被群众组织批判二十三次,已写了四十万字的《东方》手稿也被没收。1967年10月魏巍要求到京西门头沟煤矿工人阶级中劳动锻炼。
1978年,被任命为北京军区文化部长,后来担任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聂荣臻元帅传记组组长。这一时期,是他文学创作作品盛出的时期。1979年《东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于1982年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东方》发表以后,又创作了反映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火凤凰》及大量的散文和文论作品。
1982年中央决定出版元帅传记系列书籍,北京军区负责组成聂荣臻传记组,魏巍被任命为聂荣臻元帅传记组组长。先是根据聂荣臻的口述回忆组织撰写了《聂荣臻回忆录》,尔后又继续组织撰写了《聂荣臻传》。
曾任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荣誉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朝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1]
人物成就
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长篇小说《东方》获首届茅盾文学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首届人民文学奖。《地球的红飘带》获“人生的路标”奖及人民文学奖。
主要作品
魏巍是一位长期生活在部队中的颇负盛名的优秀作家。他的诗歌、报告文学、小说、散文、杂文都及时反映现实生活,洋溢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并擅长把叙事、写景、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语言朴实优美,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著有长篇小说《革命战争》三部曲《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东方》(其中《东方》获茅盾文学奖。);
诗集《黎明风景》、《不断集》、《红叶集》、《魏巍诗选》;
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幸福的花儿为勇士而开》、《壮行集》、《话说毛泽东》、《魏巍杂文选》、《魏巍散文选》等。
杂文集《春天漫笔》入选小学课本的是《再见了,亲人》(入选冀教版6年级下册和人教版5年级下册)以及《我的老师》(入选鄂教版5年级下册,苏教版7年级下册和长教版六年级下册、人教版七年级上册)。
创作历程
童年及少年时期曾就读于“平民小学”及简易乡村师范,开始接触文学作品并产生浓厚阅读兴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即赴山西前线参加八路军,后转至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至晋察冀边区,在部队中做宣传工作,曾任宣传干事、宣传科长、团政委等职。建国后亦未脱离部队生活,曾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总政治部文艺处副处长、北京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北京部队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文化部部长,《聂荣臻传》写作组组长,《中流》主编,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
1938年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家魏巍画像抗大毕业后在晋察冀边区从事部队宣传工作,其间创作了不少宣传抗日、反映边区人民抗日斗争的街头诗、抒情短诗和通讯。长诗《黎明风景》是他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抗美援朝期间,三次赴朝,写下了《前进吧!祖国》、《依依惜别的深情》等优秀散文。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国内引起轰动,“最可爱的人”成了人民志愿军的代名词。主要作品还有电影小 说《红色风暴》(与人合作),散文集《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诗集《两年》、《不断集》,短篇小说《老烟筒》,长篇小说《东方》获首届“矛盾文学奖”。抗大毕业后在晋察冀边区从事部队宣传工作,其间创作了不少宣传抗日、反映边区人民抗日斗争的街头诗、抒情短诗和通讯。
从1939年至1949年,主要从事诗歌创作,曾先后写作发表了《蛔蛔,你喊起他们吧》《好夫妻歌》及《黎明的风景》《寄张家口》《开上前线》等诗歌作品,其中1942年创作的长诗《黎明的风景》因成功地表现了抗日斗争的生活而获晋察冀边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颁发的“鲁迅文艺奖金”。
建国后专事故文及小说的创作,曾在1950年至1958年间三次赴朝鲜,写下了奠定其文学地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及《故士和祖国》《在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依依惜别的深情》等作品,1952年与白艾共同创作出版了中篇小说《长空怒风》后,1956年又与钱小惠合作写出了电影小说《红色的风暴》。1963年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解说词编写工作。从1959年始至1978年,历时20年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小说《东方》,以史诗般的笔触,热情而又深远开阔的思想,表现了壮烈的抗美援朝战争生活,因而荣获1982年中国首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创作奖。
人物轶事
1950年魏巍调入解放军总政治部时恰逢抗美援朝战争打响,魏巍作为总政派往前线的部队文化工作者赶赴朝鲜前线。1950年至1958年间魏巍3次赴朝鲜。他深入战士们中间,被许多感人场面所打动,便决定留下来。
经过3个月的采访,魏巍回国已是1951年2月。调任《解放军文艺》副主编的魏巍,便夜以继日地伏案疾书,以图及早将所见所闻准确真实地告诉读者。
采访本上的20多个故事,魏巍又几经遴选几经推敲,作家魏巍最后才确定最典型最感人的3个细节。《谁是最可爱的人》第一位读者、该刊主编宋之的阅罢,当即吩咐:“送《人民日报》!”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有着与宋之的同样的感受。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隆重推出《谁是最可爱的人》,毛泽东主席旋即批示“印发全军”。自此,“最可爱的人”便成为志愿军官兵的光荣称号,自此,写给“最可爱的人”的慰问信,雪片似的从祖国四面八方飞过鸭绿江,魏巍的名字也由此传遍全国。后来,《谁是最可爱的人》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数代中国人。
作为文学家,魏巍留给世人的作品很多,但广为人知的是那篇影响数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作为刻上毛泽东时代烙印的“战士”,晚年的魏巍一直是“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捍卫者,他主办的《中流》杂志一度影响颇大。因此,对魏巍的悼念,有一番值得寻思的意味。
2008年7月27日板门店停战协议签定55周年纪念日之时,魏巍于301医院病榻前为抗美援朝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题词。魏巍家属2010年10月份把题词和照片捐赠给《永远铭记最可爱的人》抗美援朝6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2010年10月24日题词在《永远铭记最可爱的人》抗美援朝60周年纪念活动书画大展上展出。
2008年8月24日,走过88年生命历程的魏巍老人谢世。消息传出,引起诸多关注。向一位逝去的老人恭致悼念,是人之常情,但对魏巍的悼念,却有一番值得寻思的意味。一篇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后,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的魏巍向领导请缨,赶赴朝鲜前线。他“深入生活”到了战斗的最前线,与部队战士同吃同住,积累大量的第一手素材。1951年2月,魏巍回到了国内,调任《解放军文艺》副主编。之后,《谁是最可爱的人》诞生。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高规格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毛泽东读后,立即批示“印发全军”,并建议其他领导人认真读一读这篇文章。
从此,“最可爱的人”便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名词。后来,《谁是最可爱的人》入选中学课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也成为我们今天怀念魏巍的理由。这篇文章在2007年的命运,为这种怀念添加了意味深长的色彩。这一年,《谁是最可爱的人》被排除于中学课本之外。中学课本作调整,本不算大事,但由于魏巍本人所捍卫的政治理论色彩,则放大了这一事件的视野。当年就有人欢喜有人忧,而魏巍的谢世,使这种欢喜或忧愁几近演变成为一种政治意味上的喧嚣,网上的论战硝烟弥漫。太多的政治色彩,让一些人变得不厚道了。按照古人的传统,盖棺论定、善待逝者。魏巍也应当得到这样的待遇。一本杂志:《中流》身为作家的魏巍,在改革开放后的年代里,尽管继续进行着长篇小说的创作,但他的关注点则更着眼于社会现实。他出版的《地球上的红飘带》影响有限,但他对时政的臧否则颇引人注目。要臧否时政,就需要有自己的阵地。
早在1980年,魏巍就与黄钢、姚远方等人联手,创办了一份《时代的报告》。由于编者有着“我们是在战争威胁的条件下进行四化建设的”心态,因而将“本刊的职责”作了这样的表述:“首先是提醒我们的读者,注意霸权主义者的扩张侵略与颠覆阴谋,剖析当前国际紧张局势继续加剧的根源,着力介绍国际间隐蔽战线反间谍反颠覆的斗争———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这样过高的警惕性,似与改革开放后的“和平与发展”主题相悖———须知,这个主题的确立,是中国能够一心一意搞建设的重要指数。由于有着这样的警惕性,使这本刊物对文艺领域的一些作品进行上纲上线的指责。比方说,在创刊号上,“本刊评论员”就对当年引起争议的文学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提出批判,并辅之以《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社会档案”》的“读者来信”。
当年国内外著名的关于电影《苦恋》的风波,也是该刊首先引起的。虽然我们对当年魏巍在这本刊物的作为不甚清楚,但从这份刊物对文艺界极高的关注度和他后来的文章看,身为文艺界人士的魏巍当不无关系。这种依然奉行“文革”时代思维方式的办刊思路,引起了公愤,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1982年,中央书记处决定整顿《时代的报告》。1983年,这份刊物被《报告文学》的名称所取代。魏巍等人被迫“下课”。此后,继续拥有一块阵地,将过去的价值观继续宣扬下去,就成为魏巍等人的渴望。1988年,与魏巍成为同道的林默涵与之合作,在《光明日报》社分得了一块阵地,创办了《中流》杂志。《中流》所承接的,依然是《时代的报告》的办刊宗旨。
过去时代的话语霸权体系,在这里依然被奉为圭臬。魏巍、林默涵两位主编及其编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国事,充满着焦虑;而对冷战终结后的世界缓和局面,依然以警惕的眼神打量着进入国门的外人,并由此推及有外国“亡中国之心不死”的种种迹象。因此,他们对邓小平所言的“不争论”置诸脑后,着意挑起一场又一场的争论,以扩大“要继续革命就要批判修正主义”的思维理念。魏巍由此而成为一面“旗帜”。他的《警惕“四化”危险———在〈中流〉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女娲补天》《在新世纪的门槛上》等一系列文章,迅速引起思想理论界的关注。无论是对魏巍本人,还是对魏巍观点的拥护与反对者来说,《在新世纪的门槛上》都被视为一篇重要的文章。
笔者当年读完这篇文章后,毛骨悚然到竟然生出“不知有谁是最可爱的人汉,遑论魏晋”的惶惑:到底是魏巍的眼光出了问题,还是我辈所感受的、为绝大多数人所拥护的改革开放政策真的有问题?在这篇着重论述修正主义的表现、根源的文章中,魏巍肯定了20世纪是“一个伟大而辉煌的世纪”,“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可置疑”。同时,“世纪末的悲剧”也让他扼腕。他说:“一个建立起社会主义数十年的国家,竟然会遭逢资本主义复辟的命运,这是出人意料的,甚至是一般人想也没想到的。能够清醒地看到这种危险的,只有极少数人,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他远在1956年就预见到了这种危险的萌芽,并起而抗争,这就是为期十年的中苏论战,也就是那场著名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今天回头看来,这场斗争的意义是何等重大,何等深刻啊!”他认为,中国当时就面临着这样的局面,魏巍以“能够清醒地看到这种危险的”“极少数人”自居,大声疾呼“反修防修”。
2001年7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著名的“七一讲话”,包括魏巍、林默涵在内的“一群共产党员”,以《“七一讲话”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事件》为题,上书中央,以罕见的口吻质疑,“共产党的总书记到底代表谁?”并指责“七一讲话”所阐发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违反了党章的基本原则和规定”,“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是带头破坏党的规定”。而在此前,《中流》就私营企业家能否入党问题,反复、连续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加以剖析,阐明了不能吸收私营企业家(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的理由。2001年7月出版的《中流》杂志上,更是将给其中共中央上书的主要内容以文章的方式公开刊登。魏巍此举,再一次让他的主编生涯画上了句号:2001年8月,《中流》宣告停刊。之后,魏巍没有放弃,网络成为这位81岁高龄老人的新宠。
他的文章频频传到网上,“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使他再一次找到了主编的感觉。他就这样在网络中冲着,直到生命的终点。告别仪式一篇文章和一本杂志的命运,让魏巍走后依然众说纷纭,也使他的告别仪式的政治色彩淡化了应有的悲哀。“继承遗志”的昂扬弥漫于八宝山告别室内外,“向魏巍同志学习,向魏巍同志致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地思潮终涌动,中华山花烂漫时”的留言,成为这种情绪的写照。而悼念厅外,两位男士拉起的“最可爱的人,永垂不朽;最可耻的人,虽生犹死”的一条长长的横幅,则令人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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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德振的诗
七律 吊魏巍墓在福寿园
松下微风吐翠茵,魏园文脉接芳尘。
征衣渐少东方美①,革命应多信义真②。
勇士何因捐此血,中流不与寄羸身③。
巍巍一棵红杨树④,化作碑前可爱人⑤。
注:①魏巍长篇小说《东方》获首届茅盾文学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首届人民文学奖。②魏巍著有长篇小说《革命战争》三部曲《地球的红飘带》。③指魏巍、林默涵在内的“一群共产党员”以《“七一讲话”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事件》为题上书中央,被停止《中流》主编轶事。④魏巍笔名红杨树。⑤魏巍的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