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

劳动力转移深层障碍

障碍一：城乡结构矛盾明显，妨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恰恰最容易进入城市服务业；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城乡居民身份差异给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迁移增加了成本和风险，影响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城乡教育体制的差异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形成了阻碍；农地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随着城市失业数量的增加，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愈加激烈，过高的城市失业率会加大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寻找工作的机会成本。

障碍二：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和权益维护与其实现稳定就业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障碍三：劳动力市场的不健全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无序盲目流动，组织化程度有待提高。鱼目混珠的劳动力市场，没有规范的招工程序，没有准确的招工信息，没有善后的“输出”服务，农村劳动力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闯入了茫茫城市中，其后果可想而知。较低的组织化程度给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带来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后的保障、维权工作带来了难度，也难以形成规模化、正规化的经济。

障碍四：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和就业技能水平较低，就业竞争能力较弱，就业压力和“招工难”的现象并存。

劳动力转移带来的问题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无论是对流出地农村还是对流入地城市，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大量有知识、有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农村，导致留守农耕的劳动力和种田质量下降，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抛荒弃耕现象。

二是由于农村年轻人外出，农村老年人口比例明显上升，加快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也使农村部分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同时使得流出地农村常住人口文化程度明显下降。

三是加重了城市就业和管理的负担。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使得本来就不够宽敞的城市显得更加拥堵，城市人口就业压力加大，交通负担加重，城市的管理成本大大加大。

四是给人口管理增加了难度。农村人口长期在外，村干部对计划生育管理鞭长莫及，流动人口超生现象严重，且“超生儿”随父母四处游荡，不打疫苗，不接受教育，致使农村儿童的健康状况、文化素质等情况令人担忧。

五是给社会治安带来许多问题。农民工形成一种特殊的“自由人群”。同时，由于农民工的生产经营活动经常得不到公正对待，合法权益常常受到侵犯，又找不到正常的利益表达方式，找不到解决纠纷的合法途径，再加上法律意识不强，受城市物质利益诱惑，贪图享受，铤而走险等原因，致使农民工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劳动力转移

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8%，剩余劳动力达到1.2亿，而且每年增加1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比重大，是农民增收的潜力。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实现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加快城市化进程

据有关部门的调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8%提高到37.3%，但与工业化水平相比，仍然落后了10多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低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遏制了城市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也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影响了农村消费市场的规模，最终将制约城乡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所以，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增加农民收入，用农村消费需求推动城市经济发展，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当前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相关释义

字典含义

(1)[labor;manpower;laborforce;workforce]：从事特定活动的自由劳动者

例子：工厂的劳动力

(2)[abilitytowork;capacityforwork]：人的劳动能力,人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

例子：丧失劳动力

经济学含义

劳动力（labourpower），人的劳动能力，蕴藏在人体中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物质资料生产过程是劳动力作用于生产资料的过程。离开劳动力，生产资料本身是不可能创造任何东西的；但是，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发挥作用，除了必须具备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或文化科学知识外，还必须具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否则，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也是不能进行的。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运用自己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既可以创造出物质财富，也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在不同的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结合的方式不同，劳动力的使用状况也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通过购买商品的方式占有劳动力，促使劳动者进入生产过程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而创造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的结合与资本主义社会有所不同。

劳动力是商品，它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包括三部分：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再生产他的劳动力；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延续劳动力的供给；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用以培训适合资本主义再生产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还受历史和道德因素的影响。但是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具有不同于普通商品的特点。

二者的关系是：

社会劳动力资源总数=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之外实际参加劳动人数-劳动年龄内不可能参加劳动人数。

劳动力市场理论

劳动力市场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现的，皮奥雷(M. Pioer)、多林格(P. Doering)、戈登(D. Gordon)、卡诺依(M. Carnoy)等是其主要代表。他们认为，筛选假设理论关于教育与工资关系的分析的基本前提不正确，关于教育水平与个人收益成正相关的论断不全面，其中没有考虑劳动力市场的内部结构。

劳动力市场理论采用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指出劳动力市场由于种种制度性力量的影响而被划分为不同的部分。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同部分里，教育与工资的关系是不同的。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由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两个不同部分组成的。不同背景的人将进入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从而享受不同的待遇。主要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大公司、大企业和大机构中的职业岗位，雇员工作稳定，工资较高，晋升前景良好，自主性大；次要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小公司、小企业的职业岗位，雇员工作不稳定，工资较低，工作条件差。两个市场之间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它们之间的人员很少相互流动。

按照劳动力市场理论的观点，教育与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和个人的生产力本身并不相关；一个人的工资水平主要取决于他在哪一个劳动力市场工作，而此人在哪一个劳动力市场工作又与他的性别、年龄、种族及教育程度有显著的关系。一般来说，能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上是男性、年纪较大的人、白人及教育水平较高的人，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是女性、年轻人、有色人种及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在这里，教育只是决定一个人在哪一个劳动力市场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男性、年龄大的人、白人的平均工资高于女性、年轻人、有色人种的平均工资。对于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假设理论关于教育与工资有显著的正相关的结论，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这些只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成立，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是不成立的。

该理论得到了西方一些激进学者的好评，认为它揭示了教育在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市场划分中的作用，揭示了教育的扩展未能改变各阶级、集团间收入不平等的现实。但也有些人认为，它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述是不全面的。

名词解释

劳动力结构性短缺

指某个时间段内某个行业或者说某个领域的劳动力需求无法供应.例如:我国的IT业在迅猛发展,而为了跟上其他国家的IT业发展步伐，我国急需大批该领域的劳动力，而前几年我国一直无法供应该领域需要的劳动力.这就是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一例。

劳动力或劳动适龄人口

年龄处于适合参加劳动的阶段，作为生产者统计的人口。人口学一般以16岁-64岁期间的人口为劳动适龄人口。中国一般规定男子16岁-60岁期间、女子16岁-55岁期间的人口为劳动适龄人口。劳动适龄人口在人口中的比重，称为抚养指数，表示每个劳动适龄人口的负担程度。

劳动力平均负担人口

汇总人口数/汇总劳动力数。

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LewisTurningPoint)，该术语得名于来自英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rthurLewis。达到刘易斯拐点意味着，劳动力稀缺程度足以推动薪资大幅上涨、工业利润受到挤压、投资下降，而发展中国家这时候最好是已经找到了依赖廉价劳动力问题的解决之道。

劳动力成本

劳动力成本是指企业（单位）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手段、雇佣社会劳动力而支付的费用以及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构成劳动力成本是劳动核算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劳动力成本是指企业（单位）因雇佣社会劳动力而支付的费用。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规定，劳动力成本的范围大于工资，不仅包括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资和薪金，还包括以物质或非物质形式表现的福利，如实物发放、社会保障、技术培训等。劳动力成本是劳动者所有报酬之和。研究产业竞争力，除劳动力成本之外，还要考虑劳动生产率。通过计算单位劳动成本(ULC)可以反映一个产业或国家的成本优势。单位劳动成本的定义是平均劳动报酬对劳动生产率的比值。

分析劳动力成本变动对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乃至于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可为党和各级政府制定劳动政策提供重要依据.劳动力成本核算的中心指标是劳动力总成本.劳动力总成本是指各企业(单位)在一定时期内为雇佣一定数量的社会劳动力而支付的全部费用,劳动力总成本包括四项基本内容:职工工资总额、职工福利基金、职工保险金和公积金等等。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其主要流派有工作竞争理论、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激进的分割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Lester C.Thurow，P. B. Doeringer，M. J. Piore等人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要劳动力市场收入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具有良好的晋升机制；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其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对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教育和培训能够提高其收入，而对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接受教育和培训对于提高其收入没有作用；并且，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较少。

劳动力转移对策建议

首先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深化体制改革，健全各项制度，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宽松环境。各级政府要充分利用农村市场信息体系，拓展服务领域，做好信息服务工作；为了鼓励分工分业农民顺利转产，政府应设立财政专项资金，对在培训期的农民给予一定的生活津贴，对于分工分业后的农民创办新企业，提供贷款补助等，在这方面，经济发达地区已有一些实践，要及时进行总结推广；鼓励多部门、多渠道、多形式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完善失业保险制度。进城农村劳动力的失业要逐渐纳入政府失业保险系列，实行城乡统筹，促进城乡社会稳定。

其次是建立统一的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体系。要把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至今还在起着束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诸如人口、土地、就业、社会保障等体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以改革和完善。在这方面，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就已经明确，但真正落实到位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改变这种现状，当务之急是要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城乡二元对立造成的隔阂。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只有改革了户籍制度，农民才可能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又会出现一些新问题，如大量农村和小城镇居民迁往大城市，造成了大城市的过分拥堵和房价的快速上涨；大量农民工子女涌入城市，造成城市教育资源紧张；大城市的积聚效应可能会形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这个问题说明，体制的改革触一发而动全身，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还需要进行相应的教育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必须统筹兼顾，综合发展。只有实现了城乡劳动力资源的一体化管理，才能降低劳动力的流转成本，克服自发性、盲目性，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

再次是推进城镇化建设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据测算，到21世纪中叶实现城镇化之时，我国城镇人口将净增加7-8亿。其中不足20%来自于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80%以上将来自于农村人口进城。由于各地区进城人口与城镇化的其他要素配置的不均衡，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农村人口就近进城与跨地域异地进城并存就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东部地区城镇的快速发展，以劳务输出为主要形式的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跨地域进入东部地区城镇，曾经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未来10-20年内估计这种异地城镇化进程仍将成为一道风景线。

最后是开辟多渠道的转移路径。将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延伸；培育新型农民，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调整乡镇企业结构，增强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进一步扩大国际劳务输出，用农村人力资源换国外土地、能源等资源。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